郑连斌在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八甲人体质情况。八甲人人口仅一千多，2012年划属傣族。（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0年年底的这段时光，对于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连斌来说颇不寻常。在刚刚度过了72岁生日后，他在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了2020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又称“金琮奖”）。作为这一殊荣的获得者，郑连斌的纪念浮雕将被永久镌刻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纪念墙上。

不过，更令郑连斌欣喜的是，在度过了因疫情而蛰伏的大半年后，他终于带领团队又一次出发，到湖南麻阳采集了湘西苗族的体质数据。此后，又与广西取得联系，于年底前赴防城港市，开展计划已久的京族体质调查。

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为各族群进行体质调查，绘制中国人的体质地图，这是潜心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郑连斌保持多年的工作常态。近四十年执着坚守，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他带领团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建立起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的完备数据库。

与体质人类学结缘

1983年的一天，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郑连斌“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当随意翻到一本《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时，他眼前一亮。这本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专家在云南及周边地区做了8个民族的体质测量后写的书让他动心了：“这项工作我也能做。”他随即联系复旦大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夏元敏，开启了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科研“长征”。

“8000元，这是我的第一笔科研经费。”郑连斌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他用这笔当时堪称“巨款”的经费，花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11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集地，对蒙古族进行体质测量。火车、汽车、马背，是他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弯角规、直角规、马丁尺，是他行囊中的常备工具；干燥、风沙、严寒，是他每一段路途中形影不离的“伙伴”……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郑连斌开展了国内首次全面针对蒙古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完成了对四个民族青少年生长发育、营养状况、优势眼以及眼部特征、耳部特征、听觉阈限等一系列指标的测量与调查。

自此，郑连斌开始了中国民族体质研究的漫漫征程。

1997年，郑连斌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工作，组建了天津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团队。此后，天津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两个人类生物学团队紧密合作，将研究对象从内蒙古自治区诸民族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族群，先后开展了“内蒙古7个民族18项指标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僜人、克木人等6个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11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研究”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9年，由天津师范大学牵头，郑连斌带领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团队刻意避开了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而是以方言特征做大致分类，深入到各省份中小城市和农村，对在当地世居三代、身体健康的汉族成年人分年龄组进行测量、调查。

从东部的浙江、福建，到西部的西藏、甘肃，从南边的广东、广西，到北边的黑龙江、吉林，团队在22个省份设置测量点，历时4年，测量了2.7万余名“典型”汉族人。通过调查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不仅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

这项调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数据库，在调研过程中，团队解决了很多以往学界存疑的问题。譬如，他们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发现，维吾尔族主流上属于东亚人种，该成果发表于《中国科学》期刊。

“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国家生产领域提供最基础的人体数据。比如说，生产衣服、鞋帽的尺寸确定，各类新鼎娱乐里教室的高度设置，等等，这些都与个体数据密切相关。”谈起自己热爱的体质人类学，郑连斌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他是最能吃苦的“领头羊”

“团队里他年纪最大，但最能吃苦，常常令我们自愧不如。”

“他的腿受过伤，但不管多难走的路，他永远走在最前面，让我们年轻人都甘拜下风。”

……

这是团队成员对郑连斌的评价。

天津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宇克莉忘不了，2016年夏天团队前往西藏墨脱寻访“门巴人”的惊险遭遇。墨脱曾经是全国2100多个行政建制县中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如今虽然通了路，但只有越野车才能保证安全通行，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了越野车，却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塌方将路阻断。

“那条路是从半山腰上硬凿出来的，下面几十米全是悬崖，悬崖下边就是水流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宇克莉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有的学生甚至吓哭了。郑连斌也犹豫着到底该怎么办，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前行？和当地的村民们一联系，得知他们已经在村子里集合，甚至自发地排好了队，大家一致决定走着去村里。

郑连斌和大家一起翻过2米多高的落石，背上测量仪器，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后终于抵达目的地。他们来不及休息便立即开始工作，为100多名门巴人进行了测量，直到下午4点才吃上一口午饭。

离开墨脱，团队前往日喀则地区。在中尼边境上有一个独特的族群——夏尔巴人。他们世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而闻名于世。郑连斌带领团队来到了定结县陈塘镇，对夏尔巴人进行体质测量。

说是镇，大家还是被陈塘镇的位置震撼了——这是被重重叠叠的高峰巨壑阻隔着外界文明的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是珠峰东南侧的原始森林地带，路途之艰险令人心惊。

“夏尔巴人都住在山顶，车到半山已经上不去了，大家只好开始爬山。”团队成员、天津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张兴华回忆道，虽然垂直距离只有400多米，但大家在这条危险崎岖的山路上足足爬了一上午才最终到达，“你都想不到，第一个登顶的竟然是郑老师。”

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影响工作进度，他们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能比别的团队采集更多的数据，因此常有人向郑连斌“取经”，郑连斌也会无私地分享经验。

“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郑连斌说，这是自己多年野外组织测量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何与当地政府沟通、挑选什么样的联络人、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样安排路线和时间……郑连斌心里都非常“有谱”，这也是他为什么坚持要和大家工作在第一线的重要原因。

新鼎娱乐郑连斌独特的工作方法，宇克莉至今记得2015年在泸沽湖畔为摩梭人做体质测量时的情景，“当地已经是非常热门的旅游地，摩梭人都在忙着挣钱，没空搭理我们”。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郑连斌反而乐呵呵地带着大家开始“观光”。等到夜幕降临，摩梭人开起了篝火晚会，郑连斌赶紧带着大家“卖力”地唱歌、跳舞，和当地人相处得很愉快。第二天，摩梭人三三两两来到测量点，所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团队成员、天津师大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包金萍则对郑连斌的小心谨慎印象深刻：“每次调研回来的路上，他都自己亲自负责背着调研数据资料，夜里在卧铺睡觉的时候，就把数据资料压在枕头底下。”

“钱可以丢，数据不能丢啊！”这是郑连斌经常说的话，“那些数据，是大家克服多少困难，一点儿一点儿测量搜集来的，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言传身教自树树人

团队里的研究生们都记得，加入团队之初，郑连斌会给他们“打预防针”，告诉他们开展田野调查时条件非常艰苦，要做好心理准备。有的学生会说：“郑老师，我不怕苦，我从小在农村帮父母干农活，田野调查不在话下！”然而，做调查回来后，每个人都会对他感慨：“郑老师，我真没想到会是这么苦！”

在贵州凯里望坝村做数据采集时，因当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身高近1.8米的郑连斌只能躺在一张不到80厘米宽的床板上休息，连续三个晚上他“动也不敢动”。

在四川平武做调查时遇到了罕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的衣服，郑连斌冻得“身体完全没了感觉”；在云南楚雄又遭遇了连日阴雨，大家只能在雨中完成测量，又得知下一个目的地的铁路已经中断……

但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郑连斌都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些都是小事”是他对大家说得最多的话。

团队里的研究生宋晴阳每次外出参加调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郑老师在朋友圈里发的“游记”。她还记得郑老师这样描述在新疆工作时的状态：“西域大道测维族，秩序井然工作忙。日半测完二百余，工作顺利好还乡。漫漫戈壁飞驰过，长城垛口迎朝阳。人生苦短皆行客，难留史册写数行。不如背包四海走，看遍落霞心舒畅。”

“再难再苦的工作，郑老师都能用洒脱的笔触描绘出来，我们也受到他的感染，乐观地面对困难，积极投身到调研工作中。”宋晴阳说。

研究生向小雪从郑连斌身上受益最深的，是他严谨的工作态度。“每次调查中，他都会认真监督每一个人的测量，以尽量避免出现误差。他让我们明白，科学是严谨的，搞科研的态度必须是严肃认真的。”

郑连斌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2019年，团队开展了“中国56个民族的表型调查”，随后开始筹备出书。然而2020年8月，郑连斌的身体出了问题，去医院做检查被高度怀疑是癌症。在做完穿刺等待结果的5天住院时间里，郑连斌每天还是会在工作群里准时出现，给大家安排出书的各项工作，提出注意事项。只有宇克莉等少数人知道郑连斌的状况，看到他忘我的工作状态，心里很难受。还好最终检查结果出来，是一场虚惊。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近年来受到冷落，因为研究人员必须下苦功夫做调研，而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又不接受这类论文，所以需要耐得住寂寞，甘心坐冷板凳。郑连斌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大家，要“有耐心，不计较，用一个个扎实的数据来说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2018）的社会学学科排名中，郑连斌的论文影响力位列第一。

郑连斌从事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田野调查的行程已超过30万公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2个省份、200多个村庄。如今，本可以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郑连斌仍然与年轻人一起爬高山、涉险滩，在大山里，在边境线，在一个又一个散落在地图上的小村庄从事着他喜爱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为什么不愿意离开？郑连斌说：“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还缺少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数据。我既然从事了这项研究，就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工程浩大，但我还是想坚持下去。”

来源：2021年1月4日 中国教育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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