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小组成立。1932年夏，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天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天津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在此基础上，党领导成立了天津左翼文化总同盟，随后在天津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全面开展起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鲍国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他认为，“左翼文化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冲破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积极宣传先进思想文化，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进步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兴起和发展，对唤起各界群众觉悟，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六大特别是顺直省委十二月扩大会议后，革命宣传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这为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兴起打下了扎实基础。1929年，顺直省委在天津出版发行了《工人话报》《北方红旗》《出路》《士兵呼声》等公开和内部刊物。顺直省委济难会负责人蒋晓海，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符号等联络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在天津发起成立革命文化团体“星星文艺社”，公开出版革命文艺刊物《星星》半月刊，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歌颂了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的斗争，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符号、蒋晓海等10余人还发起成立夜莺文艺社，并公开出版《夜莺》半月刊，刊物设文艺理论、文艺作品等栏目，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然而，因为国民党当局对革命宣传活动竭力加以遏制，《星星》半月刊仅出版一期即遭到天津当局查禁；《夜莺》半月刊第二期印出尚未发行便被查禁。虽然两本期刊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们所起到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出现，为天津左翼文化运动带来了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进步文学团体及其出版刊物大量涌现。至1933年，天津进步文艺期刊已达数十种。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文学团体及刊物有：天津文总机关刊物《天津文化》，天津社联刊物《哒哒……》，天下篇社及《天下篇》半月刊，当代文学社和《当代文学》月刊，野烟文艺社和《野烟三周刊》，草原诗歌会和《诗歌》月报等。这些文学团体的成员除青年学生外，还有教员、记者、职员、失业青年，甚至包括一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这些团体所创办的刊物，发表了大量具有革命和进步倾向的作品，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进步青年追求解放、要求改造社会的愿望。

天津各大报刊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天津除《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四大报纸外，还有数十种中小型报纸。上世纪20年代末共产党开始在新闻界中开展工作，成立了新闻记者联合会，并建立了党的新闻支部。一些报纸编辑、记者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从不满社会现状、同情革命，发展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天津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吴砚农，就是在《大公报》工作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茅盾、叶圣陶、老舍、巴金、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均在《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文章和文艺作品，使该刊在北方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报刊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开展。

进步戏剧、美术工作者也是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中一支比较活跃的队伍。天津是中国话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32年，天津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开展。天津左翼戏剧骨干和进步青年成立了“春草剧社”“孤松剧团”“天津职业剧团”等一批进步剧团，上演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赛金花》等剧目，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中，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冒着极大风险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马列著作，进行学习和研究，并克服重重困难，进行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33年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加之北方左翼文化团体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左翼文化团体大多遭到破坏而停止活动，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一度转入低潮。1935年初，随着中共北方党组织逐步恢复活动，一些进步文化团体重新出现，他们适应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来源：2021年3月2日 天津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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