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欣闻恩师徐大同先生的塑像即将在天津师范大新鼎娱乐园落成，今年又恰逢先生95岁冥诞，我回想起在先生身边亲承教诲十九载的历历往事和点点细节，不禁思绪万千，感慨系之。

一

在本科读书期间，我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对国内政治学界的相关情况作了充分的了解。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理论专业，就是因为这里有徐大同先生坐镇。入学前，我便熟读先生主编的教材和撰写的文章，因此，我是带着对先生的崇敬来到师大求学的。

徐大同先生1928年9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1月参加革命，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和工作；1950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政系任教；1973年转入北京大学国政系任教。

虽然先生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法学说的第一批宣讲者，但他学术生命力的勃发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从北京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叫天津师范学院），此后便积极投身于我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1982年是先生学术生涯中最为繁忙而重要的一年：4月至5月，他受邀为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委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4月至6月，受教育部委托，他在天津师范学院主持了全国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7月，他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列入教育部高等新鼎娱乐文科教材编选规划（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

此后，先生带着团队长期耕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以及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在当时国内具有开创性和领先性的著作、教材与工具书。同时，他还致力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筹建和发展，曾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并长期担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会长、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可以说，先生是新时期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界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成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镇。

二

我在先生身边受教近二十年，硕士毕业留校后长期担任先生的学术助手，又加上我住得离先生寓所很近，常到先生家里帮着处理一些杂务琐事，所以我在方方面面对先生都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又在方方面面得到了先生的关照。

如果要用几句话来总结先生的一生的话，我想或许可以这么来概括先生的理想信念、治学从教与为人处世。

首先，先生在政治上是追求进步的，在信仰上是坚定的。先生的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奋进崛起。正因为如此，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便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实现共产主义视为不渝之志，也为之奋斗终身。

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讲述过他入党的事情。先生在青年时代，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一直没有入党；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直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1985年，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提示先生，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无党派人士身份；一旦入了党，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连任了。先生对此置之一笑，他说，入党是我的夙愿，是我的政治生命；而政治生命是高于政治荣誉的。

其次，先生在治学与业务方面不断进取、追求卓越。先生一直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不仅是他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勉。先生从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把目光投向下一个任务。由此，他带领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先生也仍然笔耕不辍。他曾多次向我提及希望修订他早年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直到后来他完成了内容和体量更为简约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才算了却心愿。而在他人生最后的那段时期，先生还在指导和牵挂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的修订和出版工作。正如他在临终前不久向探望他的新鼎娱乐领导所吟唱的，“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最后，先生对学生在学术上是严格要求的，在生活上是关爱照顾的。作为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先生形成了一套“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教育理念。在“教做学问”上，一方面先生始终向我们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为中国研究西方，要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先生在学术上又是与时俱进、开明的，从不干涉我们的具体选题和论点。每当他对我们的某个观点、见解有疑问或不同看法时，他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所在，对于我们的含糊其辞，他从不轻易放过，总是追问到底，直到把问题澄清；但只要我们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先生又从不固守自己的看法，绝不强加于人。

在生活上，先生对学生则是一视同仁地关爱。每逢节日，他总要招呼一些没有回家的学生去他寓所叙餐，让大家感受过节的氛围。许多同门都将先生视为良师益友，即便在毕业多年以后也都愿意向他倾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惑。

三

自2000年投入先生门下，我便在学业、生活等方面得到先生的悉心教导与尽心帮助。

秉持“三教”理念，先生对学生的教导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提点上。念研究生阶段，我曾多次陪同先生赴吉林大学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在行程间隙的聊天中，先生总是据他观察到的我的言谈举止，结合人情事理给予细致的点评，每每如此，让我这个从前只知埋头读书的懵懂学子开始慢慢领悟人情世故。

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对自己的未来（就业还是继续深造，在哪里深造）有过踌躇，先生对此多少有些觉察，但他并未向我挑明，而是希望我自己作出选择。种种原因使然，我决定继续留在师大攻读博士学位。记得有一次在与先生的闲聊中，我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这一意愿，先生马上说了一句，那就留下吧。虽然先生说得淡然，但我还是深切感受到了先生的喜悦。

学生时代还有一件事更是让我永志不忘。那是2003年毕业季，也是“非典”肆虐的日子，我忽然患上了病毒性感冒，连续好几天高烧不退。在半隔离的状态中，先生每日给我打数通电话（那时手机还不流行）询问病情，纾解我近乎孤立无援的精神压力，让我挺过了那段难熬的时日。诸如此类生活上的细心照拂，先生的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回忆，并非对我的特殊厚爱；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如此吧。

在学业上，先生也是知人善任，因材施教。记得我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担心自己硕士期间主攻的课题过于“时兴”而打算放弃，先生得知后主动找我谈话，认为我在此课题上已经多有积累，支持我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推进，使我打消了顾虑。先生的开明、宽和与通达，我曾听学界的多位前辈和同门谈及，此后更是切身感受，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留校任教后，我有幸继续得到先生的亲炙。除了作为先生的助手，在学术上向他请益之外，每当我在业务上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都会去找先生聊一聊，而先生总是会从各方面对我进行开导，给予建议和帮助。这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独特体验，并让我受益终身。在我自己成了教师和导师之后，先生自然成为我的垂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虽然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了，但他生前的愿望如今都在逐步实现。不管是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三教”教风，还是他在治学方面提出的“为中国研究西方”的教导，以及他始终坚持的“从头越”精神，都在天津师大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之下，师大政治学人胸怀天下、守正创新，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

（作者：刘训练，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

【学人小传】

徐大同（1928—2019），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生前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编或合作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近20部，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性作品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要作者）、《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编，多个版次）、《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主编）、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编）、《文综史迹》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等。

来源：天津日报 2023年11月24日 12版